我国古代“德法合治”的历史启示我们，必须强化道德对法律的支撑作用，而且这种道德必须以本土文化传统为基础。要充分汲取我国法文化传统的营养，融情于法，用法治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增强人民群众对法治的道德认同。

　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，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，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、不可偏废。“德法合治”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、规划了路径。综观我国历史，两千多年前孔子主张“为政以德”，为推行“德政”发出政治呼声；从汉朝至清朝，在儒家思想和文化的引导下，执政者始终强调“德治”，坚持“德化天下”，并通过推动礼法合一，实施“德法合治”，构筑起了我国独特的“礼法文化”体系。我国古代的“德法合治”由“行德以礼”“由礼生法”“以法护德”三个环节组成。

　　“行德以礼”：礼是道德的外在行为规范

　　古代德治中的“德”，与今天一样，指的也是道德、品德、德行等，是符合社会主流的正确价值取向。由于“德”被赋予了广泛的含义，如何定义、实践“德”至为重要。古人为“德”找到的现实载体便是“礼”。《论语·为政》说，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”，意思是治国以道德为导向，施政的举措便是推行“礼治”，把礼作为以德治国的实践手段，人民才能知廉明耻、从善如流。

　　首先，从礼的来源上看，礼仪的制定和实施，表现出来的是人类居家生活、社会交往的基本情感，即所谓“人之常情”。基于情感而发的礼，自然能得到普遍遵循，这与道德从日常中抽象、获得大众认同的路径是一致的，如祭礼表达对祖先的思念敬重、丧礼寄托亲属的哀思，还有婚礼、待客礼等等，这些传统保留到了今天，成为不成文的规则，不履行则难以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，它代表的是人伦道德的底线。其次，从礼的实施上看，一切礼仪制度都始于个人实践，这种实践可视作自我修养，包括对欲望的约束，这与道德重修身、重教化、重感召的特性是相一致的。事实上，礼治发挥的正是“化成天下”的道德功能。再次，从礼的渗透性来看，古礼纷繁复杂，有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五礼一说，有冠、婚、丧、祭四礼一谈，前者重国之礼，后者重家之礼，可谓纵贯国、族、家与自身，其主线便是以孝、忠、仁、义、信等为核心的人伦道德。这些道德准则不会随时间而消亡，在今天仍然被提倡。

　　“由礼生法”：法与礼的统一、互补

　　礼作为道德的规则，其表现形式往往是行为规范，解决的是“该做什么”“按什么流程做”的问题。即便如此，礼也要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，尤其是对违礼行为的追究惩罚，必然要诉诸具有普遍威慑力的法律，用法治来维护礼治。一般认为，从汉武帝时期开始，我国便加速“礼法合一”的进程并开始形成独特的“礼法文化”。“礼法合一”的主要路径是“由礼生法”。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礼是作为原则性的规范逐步纳入法律体系之中的。比如，汉宣帝时期把“亲亲得相首匿”纳入法律之中，“恤刑”“八议”“准五服以治罪”“十恶”等礼的原则，则是在汉唐之间纳入法律之中，并上升为法的指导原则。上述纳入法律的礼，不少在现行刑法中仍有所体现：比如近亲属无作证义务，对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聋哑人、孕妇等特殊群体可从轻或减轻刑事处罚，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亲属关系作为量刑情节等。

　　礼典的制作颁行也是“由礼生法”的重要形式。从《贞观礼》到《显庆礼》再到《开元礼》，礼典的颁行即是立法，礼典的损益即是变法，目的就是要让全社会遵循定礼。而律典则与礼典对接，明确对违礼行为的惩戒处罚，以保障礼的落地，最终实现礼即是法、法即是礼。后来历朝也遵循这一思路，兼顾律典和礼典的制作颁行，实施律礼互补、互动。从这一层面看来，法与礼以及礼背后的德是高度统一的。

　　“以法护德”：实施法律的落脚点

　　在我国古代，“行德以礼”“由礼生法”，将德礼与法律紧密联系起来，施行法律的目的便是维护礼制、捍卫道德。一方面，国家直接通过刑罚来惩治道德问题。以唐律中的“十恶”为例，其中“恶逆”是指殴打、谋杀直系尊亲之行为，“不孝”“不睦”“内乱”的情节虽轻于“恶逆”，但也严重悖反家族伦常，“不义”是侵犯非血缘尊长的行为，“不道”则是情节恶劣的杀人不法行为。律典把严重的失德行为直接上升为犯罪，并与常规犯罪予以区分，实施严格处罚。另一方面，遇到道德与法律或者礼与法之间的冲突时，国家会进行权衡与调整，以期法的实施始终维系道德观念。比如，北魏时期创立的“存留养亲”制度，规定犯死罪之人，若家中父母、祖父母无子孙赡养，则可免予死刑留养尊长。当然，不同层次的道德观念之间也会发生冲突，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德礼的柔性，在法律与道德、情理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，平衡两者关系，兼顾秩序与和谐，这种理念对今天法律的制定实施仍有重要借鉴意义。

　　综上，古代的德治与法治，以德礼为基础，从道德出发，通过礼仪来实践道德，同时生成、改造法律，以取得强制执行力；以法律为后盾，维护道德的行为、惩罚失德的行为，保障德与礼的实施。以此构筑起“德法合治”的完备体系：德、礼、法既统一在道德观念之下，同时又在各自领域发挥着不同功用，德礼重内修、重教化，法律重纠违、重处罚，共同推动实现国家、社会以及个人自身的和谐治理。

　　透过古代“德法合治”的历史经验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，法治决非只是移植和创造法律。相比之下，更为要紧的是，必须强化道德对法律的支撑作用，而且这种道德必须以本土文化传统为基础。这里并不是主张原封不动地复原古代德法体系，也不是主张照搬古代礼治进行道德宣教，而应该着眼于这一治理模式的古为今用，增强人民群众对法治的道德认同。同时，要推动道德入法，并通过提升立法、司法、执法技术，融情于法，用法治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以完备的治理体系和完善治理规则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。

　　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明确指出，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，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。充分汲取我国法文化传统的营养，推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，这是历史的必然抉择。（李维睿）